龙西乡荧光村跑,悦动山水间
龙西乡荧光村跑,悦动山水间
龙西乡荧光村跑,悦动山水间潮新闻客户端 执笔 汪子芳 杨一凡(yángyīfán)
一公里宽的江面上,一艘双层(shuāngcéng)渡轮缓缓启程(qǐchéng),从永嘉县瓯北码头(mǎtóu)驶向对岸的温州安澜码头。顺着江面望去,不远处是横跨瓯江的瓯越大桥,对岸则是温州市区鳞次栉比的高楼。
近日,一则永嘉(yǒngjiā)瓯北至温州安澜航线的“停运公告”,将轮渡再次推到了(le)台前。这条温州曾经最火爆的航线要永久停运了吗(ma)?记者了解到,航线只是因潮汐规律,在低潮位时做出暂时停航的调整。
航线虽未关停,客流锐减(ruìjiǎn)却是不争(bùzhēng)的事实。这则公告(gōnggào)激起层层涟漪,勾起了无数人关于渡轮的记忆。渡轮不仅是交通工具,更是城市变迁的见证者。如今,还(hái)有谁在乘坐渡轮?它还能以什么样的方式,与这座城共生共荣?未来又将书写怎样的渡口故事?
“电瓶车大军”成主力乘客(chéngkè)
清晨7时许,从(cóng)永嘉开往(kāiwǎng)温州市区的渡轮利落地破开江面,船尾拖曳出长长的水痕。
永嘉瓯北至温州安澜航线的轮渡 记者 汪子芳 摄(shè)
此时正是早高峰时段,渡轮(dùlún)上挤满了上班族和“电瓶车大军”,28岁的陈正传便是其中一员。家住永嘉县瓯北(ōuběi)街道的他,大学毕业后进入温州市区的一个(yígè)部门上班。家和单位隔江相对,距离两边的码头(mǎtóu)都很近,渡轮便成了他的日常通勤工具。
“坐着渡轮横跨瓯江上下班(shàngxiàbān),没有比这更便捷更酷炫的(de)通勤方式了。”陈正传说道。小时候家里新买了车,爸爸开车带着他(tā)坐车渡到市区,那种时刻也特别新奇。
说起和渡轮的缘分,陈正传(zhèngzhuàn)印象最深的是当年的囧事。6年级暑假,他(tā)和几个朋友相约去温州市区的景山公园玩,小伙伴们坐渡轮到市区后(hòu),却不小心坐反了公交车,“公园没去成,乌龙的记忆却可以记一辈子(yībèizi)。”
下班的晚高峰,陈正传常常伴着夕阳回瓯北,天上尽是火红色的云朵,西沉的落日(luòrì)斜斜地铺在(zài)江面,开阔(kāikuò)的水面映着满目金黄,瓯江上的“落日剧场”,让一天的“班味”一扫而空。
永嘉县轮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永驰告诉记者,安澜码头曾是浙南(zhènán)地区最大的(de)码头,1993年永嘉瓯北至温州安澜航线开通时,每天都有四五万人次的“轮渡(lúndù)大军”。如今每日运行(yùnxíng)100多个班次,但是客流量一再锐减,每天只有五六千人次,不足最高峰时的十分之一。比起以前,如今“电瓶车大军”成了主力(zhǔlì)乘客。
轮渡上的“电瓶车(diànpíngchē)大军”受访者供图
正午时分的(de)(de)船舱显得有些空荡荡,细数之下只有30多人(duōrén)。67岁的老钟抱着蛇皮袋坐在窗边(chuāngbiān),袋子里是老家亲戚给他准备的玉米、番薯等蔬菜。老钟从永嘉到市区定居已经有40多年,船票也从最早的2毛钱涨到现在的2块钱。
在老钟的(de)记忆里,曾经的轮渡更像一个公共空间,船上除了密集的行人,还摆着各色(gèsè)山货、海货以及南货,说书讲故事的老师傅也不知疲惫。“有人赶路有人做生意(zuòshēngyì),轮渡就(jiù)像一条生命线,大家求学、结婚、或者外出看病都要(yào)坐船。”如今,喧嚣热闹的叫卖声被手机短视频的声响取代,轮渡已不复往日的热闹场景。
在乘客中,记者发现许多(duō)外卖(wàimài)小哥的身影。“瓯越大桥禁止电动自行车通行,从东瓯大桥过去(guòqù)要绕路(ràolù)半个多小时,坐轮渡过江只要5分钟,省了太多时间。”来自湖南的小哥向仲军指着手机上的导航软件说道。除了早餐和麦饼等美食外卖,他还为客户送过(sòngguò)文件和其他小物品。
瓯江两岸分布着众多餐饮店,将(jiāng)坐船作为过江的第一选择,轮渡上的外卖大军,打开了两岸生活的新(xīn)方式。
一部(yībù)浮在水上的城市史
瓯水弄潮,水网密布江河湖海兼具的温州,自古以来(zìgǔyǐlái)水运发达,早在春秋战国时期,温州就出现了原始(yuánshǐ)港口的雏形。
“借问(jièwèn)同舟客,何时(héshí)到永嘉(yǒngjiā)?”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名句,更是(shì)为温州(古称永嘉)留下了(le)诗意的注脚。2022年出土的朔门古港遗址,则实证了宋元时期温州港的繁华地位。那是一座真实存在的“千年商港”,北通大运河(dàyùnhé),南连海上丝路,是东方与世界的节点。古港遗址中发现的青瓷碎片、海船构件与海外陶瓷,向人们展示出彼时温州的开放气质与商业活力。
宋元时代的瓯江(ōujiāng),不仅(bùjǐn)是货运动脉,更是(gèngshì)文化传播的通道。文人墨客、水手商贾,在码头聚散,留下诗句、传说与买卖的喧闹。渡口与船只,成了温州精神的象征——敢为人先,勇于探索。
然而(ránér),对于(duìyú)世代生活于此的人而言,江河却意味着不少的阻隔,“过江摇橹、出门摆渡”的日常,充斥着无数周折与不便。
温州境内有瓯江、飞云江、楠溪江三条江,江河阻隔,以前不管去哪个方向都要坐渡轮。“最早的购票凭证还是特制的竹签,上船后交给管理人员,后来才有了船票(chuánpiào)。”在温州老城区的一个工作室(gōngzuòshì)里,79岁的黄瑞庚指着墙上的一张地图(dìtú)介绍道。这张(zhèzhāng)绘制于18世纪末的温州府城图,原版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,上面还标注着温州开埠(kāibù)设立英国领事馆(lǐngshìguǎn)的信息(xìnxī)。细看100多年前的地图,历史的浩渺感扑面而来。
黄瑞庚介绍温州18世纪末(shìjìmò)的航船交通情况 记者 汪子芳 摄
曾在文化系统工作数十年(shùshínián)、作为温州(wēnzhōu)市文联(wénlián)顾问的(de)黄瑞庚热衷于收藏温州老照片,其主编的四本《温州老照片》记录着温州从清末、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市变迁与百姓生活。在这些泛黄的老照片里,轮渡与大桥的此消彼长,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。
黄瑞庚以前在温州市(wēnzhōushì)工人文化宫工作时,常常要带队去县里进行文艺交流,或者创作写生,每一次出门都要做好舟车劳顿的(de)准备。往北(wǎngběi)前往永嘉、乐清,需要在安澜亭渡口横渡瓯江,向南去瑞安(ruìān)、平阳、文成和泰顺,也要在飞云江畔排队(páiduì)等车渡。如果要去外地,渡轮再转车(zhuǎnchē)到丽水或者金华的火车站。“以前有人开玩笑说,飞机从东半球飞到西半球了,而我们的汽车还在等轮渡。”黄瑞庚回忆,彼时(bǐshí)排队的车流经常有数百米长。
“温州死(温州话里与“水”发音相近)路一条。”这句俗语(súyǔ),曾是温州人对交通不便的(de)无助喟叹。在瓯江(ōujiāng)上造桥,是温州人长久以来的梦想。1984年9月25日,原先的梅岙渡口建起了第一条横跨瓯江的大桥(dàqiáo),结束了两岸长期靠摆渡往来的历史。“瓯江大桥开通(kāitōng)仪式上,两岸挤满了前来庆祝的人群。”当时,黄瑞庚带队的市中西乐队,在现场见证(jiànzhèng)了大桥的通车。回忆起当时的盛况,老人难掩激动。
万古天堑,已成通途。这座瓯江上(shàng)唯一的(de)“80”后大桥,也已经(yǐjīng)过了“不惑之年”。后来,瓯江上又陆续建起多座大桥,如今共有13座公路桥、2座铁路桥。
温州的瓯越大桥 图源(túyuán) 视觉中国
对于渡轮客流的(de)变化,在瓯江“摆渡”了大半辈子的老(lǎo)船长(chuánzhǎng)王震感触最深。1993年瓯北安澜航线开通时,刚满20岁的他就在轮船公司工作,见证了30多年来渡轮从热闹到萧条的沉浮。
“以前有码头才会兴旺(xīngwàng),一座(yīzuò)码头就是一个城市发展的灵魂。”起初做售票员的王震,目睹(mùdǔ)过每一个乘客行色匆匆的身影。1997年7月1日,香港回归那天,当日客流量创下了7万多人次的最高纪录,作为售票员的他(tā)更是从凌晨四五点忙到了晚上十点。
1998年(nián)考取船员证书,王震正式成为一名船长(chuánzhǎng),开始瓯江两岸的“摆渡人”生涯。可繁忙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,他就迎来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“大转折”。2000年8月11日,连接温州市区、江心屿和(hé)瓯北的东瓯大桥(dàqiáo)建成通车,轮渡开始逐渐走向衰落。
“东瓯大桥通车的那一天,船舱(chuáncāng)一下子空了一半。”王震回忆。后来,瓯江(ōujiāng)上每座大桥开通的日子(rìzi),王震都会仔细地记在家里的日历上。和这些日期相伴的,是轮渡客流量一次又一次的下滑。
尽管水上运输日趋没落,但安澜(ānlán)码头仍然在(zài)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市民出行的功能。但热闹的日子终究退潮了。如今,他和几位同事还坚守在这个岗位(gǎngwèi)上。客少了,但水上的守望依旧。
渡口不仅(bùjǐn)是交通的节点,更是承载着无数人记忆与(yǔ)情感。客流减少后,那些曾经辉煌过的渡口码头将何去何从?
渡口是最古老的交通方式,温州市交通局港航管理中心安全处处长林海介绍,温州此前内河及沿海共有40个渡口,今年有9个渡口因客流(kèliú)锐减、设施老化、渡口搬迁(bānqiān)等原因停用(tíngyòng),目前31个仍在正常(zhèngcháng)运营。
如今,轮船公司共有56名在(zài)岗职工,但退休人(rén)员已经超过150人,员工平均年龄超过50岁,“招不来新人,年轻人不愿意干。”
面对日益收缩的(de)客流,转型成为摆在面前的现实选择。
在国内,轮渡(lúndù)的转型尝试已有不少(bùshǎo)成功案例。重庆曾经的朝天门轮渡,如今转型为“两江游”观光航线,成为游客夜游重庆的热门项目。哈尔滨的戊通码头(mǎtóu)则被改造成文创市集,依托航运历史,发展“城市礼物(lǐwù)”产业。
江涛依旧,渡船何往?永嘉(yǒngjiā)轮船公司也酝酿着自己的(de)“变形记”。“我们一边提升基础设施,做好安全和服务,一边探新路,尝试用现有(yǒu)资源开发有码头特色的文创园(chuàngyuán)。”马永驰介绍(jièshào)。公司所在的码头占地面积27亩,包含办公楼、宿舍、候船室、机修车间、职工活动中心等,未来可以改造成码头文化展馆、创意咖啡工坊等,也可以引入相关主题(zhǔtí)的文创市集。
轮渡的交通价值在下降(xiàjiàng),但它的文化价值、旅游价值正在上升。“接下来,我们(wǒmen)准备以码头为锚,打造一个集航运服务、文旅休闲(xiūxián)为一体的文创空间。”马永驰告诉记者,目前,公司已(yǐ)对接相关设计团队和运营企业,洽谈文创园区开发的关键问题。
“码头文化见证(jiànzhèng)了温州的发展,航线所处的正是瓯江(ōujiāng)的大通道、大动脉,文创园的开发具有很大的想象空间。”温州海事局瓯江海事处综合办公室主任吴海峰介绍,在客运航线安全的前提下,也乐见企业摆脱困境借助(jièzhù)瓯江的文化底蕴和区位优势,联动江心屿、古港(gǔgǎng)遗址等资源,让企业实现从传统航运向综合文旅开发的转型(zhuǎnxíng)。
1921年的温州招商局朔门码头 采访(cǎifǎng)对象供图
大桥飞架瓯江两岸,但数千年的(de)桨声帆影未曾远去。桥与渡的博弈,远非简单(jiǎndān)的替代关系。翻开(fānkāi)黄瑞庚收藏的老照片,依稀记录着温州人古老的过江方式,曾经的渡口也在等待新的归舟。
瓯江奔流不息,瓯江畔的朔门古港遗址,默默诉说着温州(wēnzhōu)“千年商港”的辉煌历史(lìshǐ),与之隔江呼应的江心屿双塔作为世界级古航标,共同汇聚起温州的古港文化。而(ér)依托古港文化,两岸的渡口故事(gùshì)如何书写,正期待着新的笔墨。

潮新闻客户端 执笔 汪子芳 杨一凡(yángyīfán)
一公里宽的江面上,一艘双层(shuāngcéng)渡轮缓缓启程(qǐchéng),从永嘉县瓯北码头(mǎtóu)驶向对岸的温州安澜码头。顺着江面望去,不远处是横跨瓯江的瓯越大桥,对岸则是温州市区鳞次栉比的高楼。
近日,一则永嘉(yǒngjiā)瓯北至温州安澜航线的“停运公告”,将轮渡再次推到了(le)台前。这条温州曾经最火爆的航线要永久停运了吗(ma)?记者了解到,航线只是因潮汐规律,在低潮位时做出暂时停航的调整。
航线虽未关停,客流锐减(ruìjiǎn)却是不争(bùzhēng)的事实。这则公告(gōnggào)激起层层涟漪,勾起了无数人关于渡轮的记忆。渡轮不仅是交通工具,更是城市变迁的见证者。如今,还(hái)有谁在乘坐渡轮?它还能以什么样的方式,与这座城共生共荣?未来又将书写怎样的渡口故事?
“电瓶车大军”成主力乘客(chéngkè)
清晨7时许,从(cóng)永嘉开往(kāiwǎng)温州市区的渡轮利落地破开江面,船尾拖曳出长长的水痕。

永嘉瓯北至温州安澜航线的轮渡 记者 汪子芳 摄(shè)
此时正是早高峰时段,渡轮(dùlún)上挤满了上班族和“电瓶车大军”,28岁的陈正传便是其中一员。家住永嘉县瓯北(ōuběi)街道的他,大学毕业后进入温州市区的一个(yígè)部门上班。家和单位隔江相对,距离两边的码头(mǎtóu)都很近,渡轮便成了他的日常通勤工具。
“坐着渡轮横跨瓯江上下班(shàngxiàbān),没有比这更便捷更酷炫的(de)通勤方式了。”陈正传说道。小时候家里新买了车,爸爸开车带着他(tā)坐车渡到市区,那种时刻也特别新奇。
说起和渡轮的缘分,陈正传(zhèngzhuàn)印象最深的是当年的囧事。6年级暑假,他(tā)和几个朋友相约去温州市区的景山公园玩,小伙伴们坐渡轮到市区后(hòu),却不小心坐反了公交车,“公园没去成,乌龙的记忆却可以记一辈子(yībèizi)。”
下班的晚高峰,陈正传常常伴着夕阳回瓯北,天上尽是火红色的云朵,西沉的落日(luòrì)斜斜地铺在(zài)江面,开阔(kāikuò)的水面映着满目金黄,瓯江上的“落日剧场”,让一天的“班味”一扫而空。
永嘉县轮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永驰告诉记者,安澜码头曾是浙南(zhènán)地区最大的(de)码头,1993年永嘉瓯北至温州安澜航线开通时,每天都有四五万人次的“轮渡(lúndù)大军”。如今每日运行(yùnxíng)100多个班次,但是客流量一再锐减,每天只有五六千人次,不足最高峰时的十分之一。比起以前,如今“电瓶车大军”成了主力(zhǔlì)乘客。

轮渡上的“电瓶车(diànpíngchē)大军”受访者供图
正午时分的(de)(de)船舱显得有些空荡荡,细数之下只有30多人(duōrén)。67岁的老钟抱着蛇皮袋坐在窗边(chuāngbiān),袋子里是老家亲戚给他准备的玉米、番薯等蔬菜。老钟从永嘉到市区定居已经有40多年,船票也从最早的2毛钱涨到现在的2块钱。
在老钟的(de)记忆里,曾经的轮渡更像一个公共空间,船上除了密集的行人,还摆着各色(gèsè)山货、海货以及南货,说书讲故事的老师傅也不知疲惫。“有人赶路有人做生意(zuòshēngyì),轮渡就(jiù)像一条生命线,大家求学、结婚、或者外出看病都要(yào)坐船。”如今,喧嚣热闹的叫卖声被手机短视频的声响取代,轮渡已不复往日的热闹场景。
在乘客中,记者发现许多(duō)外卖(wàimài)小哥的身影。“瓯越大桥禁止电动自行车通行,从东瓯大桥过去(guòqù)要绕路(ràolù)半个多小时,坐轮渡过江只要5分钟,省了太多时间。”来自湖南的小哥向仲军指着手机上的导航软件说道。除了早餐和麦饼等美食外卖,他还为客户送过(sòngguò)文件和其他小物品。
瓯江两岸分布着众多餐饮店,将(jiāng)坐船作为过江的第一选择,轮渡上的外卖大军,打开了两岸生活的新(xīn)方式。
一部(yībù)浮在水上的城市史
瓯水弄潮,水网密布江河湖海兼具的温州,自古以来(zìgǔyǐlái)水运发达,早在春秋战国时期,温州就出现了原始(yuánshǐ)港口的雏形。
“借问(jièwèn)同舟客,何时(héshí)到永嘉(yǒngjiā)?”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名句,更是(shì)为温州(古称永嘉)留下了(le)诗意的注脚。2022年出土的朔门古港遗址,则实证了宋元时期温州港的繁华地位。那是一座真实存在的“千年商港”,北通大运河(dàyùnhé),南连海上丝路,是东方与世界的节点。古港遗址中发现的青瓷碎片、海船构件与海外陶瓷,向人们展示出彼时温州的开放气质与商业活力。
宋元时代的瓯江(ōujiāng),不仅(bùjǐn)是货运动脉,更是(gèngshì)文化传播的通道。文人墨客、水手商贾,在码头聚散,留下诗句、传说与买卖的喧闹。渡口与船只,成了温州精神的象征——敢为人先,勇于探索。
然而(ránér),对于(duìyú)世代生活于此的人而言,江河却意味着不少的阻隔,“过江摇橹、出门摆渡”的日常,充斥着无数周折与不便。
温州境内有瓯江、飞云江、楠溪江三条江,江河阻隔,以前不管去哪个方向都要坐渡轮。“最早的购票凭证还是特制的竹签,上船后交给管理人员,后来才有了船票(chuánpiào)。”在温州老城区的一个工作室(gōngzuòshì)里,79岁的黄瑞庚指着墙上的一张地图(dìtú)介绍道。这张(zhèzhāng)绘制于18世纪末的温州府城图,原版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,上面还标注着温州开埠(kāibù)设立英国领事馆(lǐngshìguǎn)的信息(xìnxī)。细看100多年前的地图,历史的浩渺感扑面而来。

黄瑞庚介绍温州18世纪末(shìjìmò)的航船交通情况 记者 汪子芳 摄
曾在文化系统工作数十年(shùshínián)、作为温州(wēnzhōu)市文联(wénlián)顾问的(de)黄瑞庚热衷于收藏温州老照片,其主编的四本《温州老照片》记录着温州从清末、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市变迁与百姓生活。在这些泛黄的老照片里,轮渡与大桥的此消彼长,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。
黄瑞庚以前在温州市(wēnzhōushì)工人文化宫工作时,常常要带队去县里进行文艺交流,或者创作写生,每一次出门都要做好舟车劳顿的(de)准备。往北(wǎngběi)前往永嘉、乐清,需要在安澜亭渡口横渡瓯江,向南去瑞安(ruìān)、平阳、文成和泰顺,也要在飞云江畔排队(páiduì)等车渡。如果要去外地,渡轮再转车(zhuǎnchē)到丽水或者金华的火车站。“以前有人开玩笑说,飞机从东半球飞到西半球了,而我们的汽车还在等轮渡。”黄瑞庚回忆,彼时(bǐshí)排队的车流经常有数百米长。
“温州死(温州话里与“水”发音相近)路一条。”这句俗语(súyǔ),曾是温州人对交通不便的(de)无助喟叹。在瓯江(ōujiāng)上造桥,是温州人长久以来的梦想。1984年9月25日,原先的梅岙渡口建起了第一条横跨瓯江的大桥(dàqiáo),结束了两岸长期靠摆渡往来的历史。“瓯江大桥开通(kāitōng)仪式上,两岸挤满了前来庆祝的人群。”当时,黄瑞庚带队的市中西乐队,在现场见证(jiànzhèng)了大桥的通车。回忆起当时的盛况,老人难掩激动。
万古天堑,已成通途。这座瓯江上(shàng)唯一的(de)“80”后大桥,也已经(yǐjīng)过了“不惑之年”。后来,瓯江上又陆续建起多座大桥,如今共有13座公路桥、2座铁路桥。

温州的瓯越大桥 图源(túyuán) 视觉中国
对于渡轮客流的(de)变化,在瓯江“摆渡”了大半辈子的老(lǎo)船长(chuánzhǎng)王震感触最深。1993年瓯北安澜航线开通时,刚满20岁的他就在轮船公司工作,见证了30多年来渡轮从热闹到萧条的沉浮。
“以前有码头才会兴旺(xīngwàng),一座(yīzuò)码头就是一个城市发展的灵魂。”起初做售票员的王震,目睹(mùdǔ)过每一个乘客行色匆匆的身影。1997年7月1日,香港回归那天,当日客流量创下了7万多人次的最高纪录,作为售票员的他(tā)更是从凌晨四五点忙到了晚上十点。
1998年(nián)考取船员证书,王震正式成为一名船长(chuánzhǎng),开始瓯江两岸的“摆渡人”生涯。可繁忙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,他就迎来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“大转折”。2000年8月11日,连接温州市区、江心屿和(hé)瓯北的东瓯大桥(dàqiáo)建成通车,轮渡开始逐渐走向衰落。
“东瓯大桥通车的那一天,船舱(chuáncāng)一下子空了一半。”王震回忆。后来,瓯江(ōujiāng)上每座大桥开通的日子(rìzi),王震都会仔细地记在家里的日历上。和这些日期相伴的,是轮渡客流量一次又一次的下滑。
尽管水上运输日趋没落,但安澜(ānlán)码头仍然在(zài)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市民出行的功能。但热闹的日子终究退潮了。如今,他和几位同事还坚守在这个岗位(gǎngwèi)上。客少了,但水上的守望依旧。
渡口不仅(bùjǐn)是交通的节点,更是承载着无数人记忆与(yǔ)情感。客流减少后,那些曾经辉煌过的渡口码头将何去何从?
渡口是最古老的交通方式,温州市交通局港航管理中心安全处处长林海介绍,温州此前内河及沿海共有40个渡口,今年有9个渡口因客流(kèliú)锐减、设施老化、渡口搬迁(bānqiān)等原因停用(tíngyòng),目前31个仍在正常(zhèngcháng)运营。
如今,轮船公司共有56名在(zài)岗职工,但退休人(rén)员已经超过150人,员工平均年龄超过50岁,“招不来新人,年轻人不愿意干。”
面对日益收缩的(de)客流,转型成为摆在面前的现实选择。
在国内,轮渡(lúndù)的转型尝试已有不少(bùshǎo)成功案例。重庆曾经的朝天门轮渡,如今转型为“两江游”观光航线,成为游客夜游重庆的热门项目。哈尔滨的戊通码头(mǎtóu)则被改造成文创市集,依托航运历史,发展“城市礼物(lǐwù)”产业。
江涛依旧,渡船何往?永嘉(yǒngjiā)轮船公司也酝酿着自己的(de)“变形记”。“我们一边提升基础设施,做好安全和服务,一边探新路,尝试用现有(yǒu)资源开发有码头特色的文创园(chuàngyuán)。”马永驰介绍(jièshào)。公司所在的码头占地面积27亩,包含办公楼、宿舍、候船室、机修车间、职工活动中心等,未来可以改造成码头文化展馆、创意咖啡工坊等,也可以引入相关主题(zhǔtí)的文创市集。
轮渡的交通价值在下降(xiàjiàng),但它的文化价值、旅游价值正在上升。“接下来,我们(wǒmen)准备以码头为锚,打造一个集航运服务、文旅休闲(xiūxián)为一体的文创空间。”马永驰告诉记者,目前,公司已(yǐ)对接相关设计团队和运营企业,洽谈文创园区开发的关键问题。
“码头文化见证(jiànzhèng)了温州的发展,航线所处的正是瓯江(ōujiāng)的大通道、大动脉,文创园的开发具有很大的想象空间。”温州海事局瓯江海事处综合办公室主任吴海峰介绍,在客运航线安全的前提下,也乐见企业摆脱困境借助(jièzhù)瓯江的文化底蕴和区位优势,联动江心屿、古港(gǔgǎng)遗址等资源,让企业实现从传统航运向综合文旅开发的转型(zhuǎnxíng)。

1921年的温州招商局朔门码头 采访(cǎifǎng)对象供图
大桥飞架瓯江两岸,但数千年的(de)桨声帆影未曾远去。桥与渡的博弈,远非简单(jiǎndān)的替代关系。翻开(fānkāi)黄瑞庚收藏的老照片,依稀记录着温州人古老的过江方式,曾经的渡口也在等待新的归舟。
瓯江奔流不息,瓯江畔的朔门古港遗址,默默诉说着温州(wēnzhōu)“千年商港”的辉煌历史(lìshǐ),与之隔江呼应的江心屿双塔作为世界级古航标,共同汇聚起温州的古港文化。而(ér)依托古港文化,两岸的渡口故事(gùshì)如何书写,正期待着新的笔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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